不要委托他人或中介机构代办信用卡，要通过银行正规渠道申请信用卡；
不要将生日、证件号码、简单数列（如111111、123456等）作为信用卡密码；
不要把身份证、信用卡转借给他人使用；
不要轻易向自称银行的工作人员透露信用卡账号、密码、卡片背面末三位数字、动态码等关键信息；
任何银行工作人员不会向持卡人索取短信验证码、交易密码，如有人索要请立即报警；
勿将银行卡与身份证放在一起；
妥善保管银行卡签购单，对账单等单据应及时处理、销毁
字不多，字字玑珠，Good l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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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央行公布个人征信8家试点机构已经过去整整一年的时间。在获得试点许可之后，芝麻信用、腾讯征信、考拉征信等8家机构开始了一轮激烈的追逐赛，信用酒店、信用租房、租车、信用旅游、消费金融等应用场景不断涌现。但随之而来的数据权威性、可信度、信息孤岛和隐私保护等问题则令这个新兴的市场陷入困境。
试点周年各有侧重
昨日，芝麻信用评分再度更新，首次对信用租房领域有不良记录的用户进行负面信息披露。
根据芝麻信用相关人士的介绍，租房领域的负面记录主要是逃租、欠租行为。目前芝麻信用已经加入了相寓、房司令等信用租房领域的商户，如果用户出现逃租、欠租等行为，将被记录在整个芝麻信用体系中，对个人信用产生负面影响，严重的将影响芝麻评分的分值。而这个负面信息则有可能影响到租车等其他领域，比如用户在租房领域有了违约行为，那么当他在租车领域申请服务时，很有可能会因为负面记录而被拒。
随着时间的推移，8家机构拿到个人征信入围参赛券已经有一年，各机构不断开疆辟土。目前，除了金融、购物、招聘、租车、租房、交友等多个领域之外，考拉征信将信用体系对接到国内的小贷公司和P2P公司，提供征信服务，并推出信贷产品；腾讯征信研发基于人脸识别技术的身份验证产品，搭建基于实名账户的用户线上IP等。
而8家机构的背景优势也决定着各家产品的基因。其中，芝麻信用、腾讯征信、考拉征信、前海征信定位于“互联网+大数据”的征信公司；中诚信征信和鹏元征信的大股东是以企业信用评级业务起家，这两家主要面向机构提供服务；中智诚征信和华道征信则以反欺诈业务见长。
在分析人士看来，现有的8家机构仍不能覆盖个人征信市场。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京东金融、拍拍贷等机构均有意争夺个人征信牌照。个人征信市场的全面竞争尚未展开。
标的丰富但权威性受质疑
相比央行征信系统主要收集以银行信贷信息为核心的个人信息，民营征信机构的数据来源更加宽泛，品种也更加丰富，但这也引发了关于个人征信机构权威性的争议。
由于各家机构的基因不同，因此在数据收集、评分体系方面也截然不同，例如，芝麻征信主要依靠蚂蚁金服实名用户在淘宝、天猫的消费和支付数据，还包括投资、理财、生活、公益等其他数据，并引入合作商户、最高人民法院等多方面的数据。腾讯征信则有强大的QQ用户、微信用户数据，在门户、娱乐等领域的用户规模庞大。而前海征信的来源以平安集团内部数据为主，并连接多家金融机构的数据、车险违章等非金融信息。
在分析人士看来，个人征信机构肯定希望征信源越来越丰富，但个人征信机构的评价标准是否权威，业内则存在疑虑。易观智库分析师郝竹婧指出，业内对于大数据个人征信的数据量是否足够大，基于互联网收集的数据是否与信用有很强相关性都有疑问，例如，某人在婚恋网站有诈骗行为并不能说明这个人的还贷信用低。
关于昨日芝麻信用将租房信用纳入评分一事，就引发了争议，有市民反映，租房导致的纠纷有多种情况，有时是屋内设施质量问题，有时是房东提前收房或要求涨价，还有的是租户与中介公司存在矛盾，如果统一记录成租房者的负面信息，则有失公平。
对此，芝麻信用的解释是，可以通过“异议处理”解决。用户看到负面信息后如果有异议可以向芝麻信用提出，芝麻信用会把情况反馈给商户异议接口人，由商户去核查是否属实，再决定删除、修改或不改变负面信息，然后再将信息反馈给芝麻信用。
不过，这仍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例如租房者与中介存在矛盾，中介未必会同意消除负面记录。芝麻信用表示，若用户再次申诉，芝麻信用会将申诉情况进行公开标注，给其他商户进行参考，但不会介入评判，帮助客户消除负面信息。
网贷315首席信息官李子川直言，个人征信机构有牌照就会有权威性，这是自上而下赋予的特征，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评价标准不统一。
同人不同信待解
而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信息孤岛，由于各家征信机构各自为战，“同人不同信”的问题也将凸显。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同一个人在各家征信机构会得到完全不同的信用分。比如某用户只在淘宝、天猫购物，用支付宝购买基金、转账、还信用卡、缴纳水电费等，那么他在芝麻信用的分数就会较高，而在其他征信机构得到的分数就会较低。这会进一步影响他的贷款、消费，与芝麻信用签约的商户就会比较容易通过他的申请，而与其他征信机构签约的商户则会较为审慎。
李子川也认为，个人征信是征信市场最紧缺的一块，存在激烈的竞争。目前很多个人征信机构并非独立的第三方，比如蚂蚁金服有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同时也有消费场景，芝麻信用分可能在自己的闭环内通用，但是对于其他同样存在竞争的机构是否能通用则存在不确定性。
由于各家机构不会详细公布自己的数据来源和算法比重，因此即便出现“同人不同信”的情况，用户也无法提出质疑。郝竹婧更指出，非独立的第三方支付机构能否给出公正的分数值得关注，非独立第三方个人征信机构的优质客户拿分数办理非自有体系的金融业务时，这些机构或许并不愿意给此客户一个很高的分数。
牌照仍难产
个人征信牌照自去年初开闸，当时指定的准备期限为6个月，此后央行进行了多次验收，但牌照下发却一直“光打雷不下雨”。
据知情人士透露，去年7月，央行曾派工作组到8家征信试点机构进行验收，验收人员平均在每家机构逗留一两天，主要调查业务内容、合规情况、技术保障等几方面。几个月后，央行又对个人征信入围机构发布了《征信机构监管指引》，对征信机构设置了审慎性条件，包括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和内设职能部门，员工队伍具备相应业务能力；稳定的信用信息来源和数据采集渠道，具备开发征信产品的能力；内控制度完善、可操作性强；以及具备征信业务所需的IT系统开发和管理能力等。
牌照下发遥遥无期，凸显了监管机构对个人征信领域正式放开还存在疑虑。郝竹婧表示，央行的态度很谨慎，一方面是对于个人征信市场很重视，牌照发放慎之又慎；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暂时试点并不尽如人意。一位互联网金融机构内部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此前的试点中，一些企业的行为较为激进，令监管层感到不安。例如之前芝麻信用在首都机场推出快速安检通道时，就曾引发争议。
央行人士此前就曾表示过对个人隐私信息保护问题的担忧。央行行长助理杨子强曾表示，当前信息滥用现象较为严重，实际操作中不经授权采集信息、强制授权采用信息、一次授权终身使用信息等屡见不鲜。对此，李子川认为，个人征信领域应该有严格约束，包括数据来源、数据使用的合规性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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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公安局刑警的郭跃(化名)，却因无法上网订机票而犯了难。
事情还得追溯到年初：郭跃的妻子生意亏损，欠下几十万元账款无法按时偿还，作为担保人的郭跃，就被债权人一并告上法庭。郭跃在被判决应当及时履行担保责任后，也没能清偿欠款，于是债权人申请将郭跃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开通了芝麻信用的郭跃发现，不久之后，在他的芝麻信用服务中，“信用管理”一栏多了这条欠款未还的负面记录；而自此以后，郭跃就再也没能在网上成功预订机票——对于需要经常出差办案的他来说，工作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这是发生在广东省某市的一个真实案例。而郭跃的经历，只是芝麻信用自2015年7月24日，与最高人民法院联手开展对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惩戒以来，通过其信用平台，对超过13万人次失信被执行人的行为进行限制的一个缩影。
半年限制老赖13万人次
失信被执行人，俗称“老赖”，是当前社会上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被执行人的形象称呼。
2015年以来，针对老赖的不诚信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开展了多项整治措施，包括修改司法解释、完善老赖黑名单制度等；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与芝麻信用合作，开创了通过互联网联合信用惩戒的先河。
据了解，最高授权，将老赖信息与芝麻信用数据同步对接，便于第三方征信机构能够及时掌握最新的失信被执行人数据，第一时间对其进行联合惩戒。
根据数据显示，自2015年7月24日芝麻信用接入最高人民法院数据、利用平台开展信用惩戒以来，共计5300多名失信被执行人因此还清债务，其中1500多名失信被执行人是长达三四年、一直逃避执行的老赖。
为何芝麻信用介入对老赖的信用惩戒后，能够取得如此有效的结果？一位互联网信用评级业内人士称，主要原因在于，不同于以往对于老赖的惩戒局限于金融领域，芝麻信用能够从日常生活、消费中，对老赖产生切实的影响。
法治周末记者从芝麻信用方面了解到，芝麻信用能够通过合作商家，在消费金融、融资租赁、信用卡、P2P、酒店、租房、出行等近百个场景，全面限制老赖。
而综合来看，目前对于老赖的限制，主要集中在申请贷款、融资等金融行为，预订机票、列车软卧、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旅游、度假产品等，预订三星级以上宾馆、酒店，以及进行奢侈品交易等其他高消费行为。
“原本上了老赖名单，可能仅仅是无法从银行贷款来买房、买车、做生意；而现在，老赖在芝麻信用上有了负面记录后，很多互联网所带来的优惠与便捷，都无法享受了。”该业内人士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一个有意思的数据是：根据芝麻信用的统计，失信被执行人的芝麻信用开通率，比其他人群高出12倍。
“芝麻信用在其中发挥了平台的作用，实际上最终限制老赖生活的，并非芝麻信用，而是与芝麻信用合作、利用芝麻信用评级服务的第三方商家、应用等。”该业内人士表示。
上述业内人士分析，这表明老赖们，比一般人更加依赖芝麻信用以及相关合作应用所提供的互联网服务——对于近些年日渐习惯了互联网生活的老赖们来说，这样的限制，显然更有效果。
从“追着要”到“主动还”
对于芝麻信用联动惩戒老赖所带来的执法便利，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法官王念有着切身的体会。
王念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今年下半年以来，他发现了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第一个现象是，一些多年无法执行到位的案件，被执行人最近都突然找到法院来，主动要求还清欠款、把自己从老赖名单中抹去。”王念说，“还有一个现象是，越来越多的原告、债权人，在看到利用互联网信用平台来限制老赖的效果立竿见影后，要求将长期无法执行、难以执行的被执行人，加入到老赖名单中。”
而结合自身的办案经历，王念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像芝麻信用这样的互联网信用平台接入老赖惩戒机制后，与传统执行方式相比，存在着巨大的不同。
“原先执行案件，我们只能在当地查询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很多时候还要走街串巷去找到被执行人，才能了解他的真实财产情况。如果在当地查不到可供执行的财产，原告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就无法得到保障。”王念介绍，很多老赖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换个地方生活，依然能够逍遥自在。
王念认为，当芝麻信用等互联网平台和应用加入到惩戒机制中后，就能够通过互联网的方式，用信息化的手段来压缩老赖的空间。
“以前，都是我们追着老赖要钱；而现在，是老赖被逼得主动上法院还钱。”王念说，这种结合互联网大数据的执法创新，对于长久以来的执行难题，有了很大的助力。
北京市某法院的法官赵明，对此也深有感触。他在去年承办的一起离婚诉讼，也遭遇了执行难的问题：根据该案的判决，男方需给付女方抚养费、折价款共计18万余元，但至今一年多来，男方迟迟不履行。
“法院曾前去银行查询他的财产信息，发现银行并无存款，他的名下也没有车辆，最后查封了他在燕郊的一处房产，但男方依然不为所动，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赵明说。
案件执行的转折，发生在男方被列入老赖名单后。
“法院刚把他列入失信名单后没几天，男方就找了过来，将抚养费、离婚折价款全都给清了。我问了一下原因，他说在被列入老赖名单后，支付宝里的芝麻信用分数，一下降得很低，机票买不了，酒店预订不了，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赵明告诉记者。
“可见，互联网信用惩戒机制介入后，效果还是很明显的。”赵明感慨，“以前遇到拒不履行判决的情况，只能在找到人之后对其处以行政拘留。但如果法院找不到人，这点惩处也无法实现。而现在，只要将老赖的名单上网，很多时候问题就解决了”。
但赵明也指出，互联网信用惩戒机制也并非万能，毕竟不同人对互联网服务与应用的依赖程度不同，还是得看这些受到影响的服务与应用，究竟对老赖来说有多重要。
创新“信用责任”制度
对于最高法联合芝麻信用惩戒老赖的执法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刘俊海表示，这种做法，擦亮了市场的“眼睛”、新生了法律的“牙齿”。
“对于消费者和商家等市场主体的权益保护而言，降低了他们的维权成本：一方面，互联网信用评级的惩戒，让市场主体在缔约之初就能够看到老赖的信息，可以借此抵制失信者；另一方面，这种惩戒也能督促老赖及时履行自己的义务，清偿债款。”刘俊海说。
而这种互联网领域中的信用制裁，在刘俊海看来，实际上是独立于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之外，创设了第四个法律责任——信用责任，是法律责任制度的创新；借助互联网应用平台，加强失信惩戒机制，将成为未来法律责任的新常态。
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秘书长胡钢也认为，芝麻信用介入法院执行流程，给法院的执行工作带来了新的技术支撑。
“通过和芝麻信用的联手，可以让法院在执行生效判决的过程中，掌握比以往更多的有关被执行人的有效数据，并借此进一步了解被执行人的个人信息和财产情况，更有效地开展工作。”胡钢表示。
不过，胡钢也强调，最高人民法院联手芝麻信用开展信用惩戒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避免个人信息滥用的情况出现。
胡钢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2015年11月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进行了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其中就指出了当前个人信息保护，依然存在制度过于原则、执法主体不明确、法律责任不到位、消费者个人信息被违法收集使用等情况。
“即便对于老赖，也要尊重其个人信息在合法、正当、必要的前提下被使用。这实际上也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普遍性问题。”胡钢说。
胡钢所指出的问题，也在网上引得众多网友议论，如何保障信息安全、准确，是无法回避的话题。
据一位接近芝麻信用的相关人士表示，芝麻信用会对数据源进行严格的筛选，只有资信较好、且在数据处理能力上达到特定标准的机构，才会在用户授权后向其采集数据；没有用户的授权，无论是芝麻信用，还是各合作伙伴，都不能调用用户的数据。
“并且，芝麻信用的所有数据，都通过评分模型运营计算，没有人工的接触，并且系统会自动将一些资产、交易明细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该人士表示。
此外，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到，在用户对其信用信息存在异议的情况下，芝麻信用提供了异议处理流程，会安排异议处理专员，与用户就其主张异议的信息进行内外部核实，确有错误的，就会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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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征信》2015年第12期。
作者：丁治同，硕士研究生，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研究发展部，从事国外征信业务研究工作。
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主办的“亚太征信暨个人数据保护国际研讨会”于2015年10月26至27日在西安举行。此次会议是征信中心第一次举办的亚太征信行业会议，来自印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老挝、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哈萨克斯坦、蒙古、尼泊尔、台湾、香港、美国、欧盟17 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代表、征信机构代表、国内外个人数据保护专家、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专家以及部分国内政府部门、机构和媒体代表等近200人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围绕各自国家和地区征信体系的改革和发展、小微企业征信服务、征信机构数据分析和反欺诈服务以及数字经济时代的个人数据保护等主题进行了交流。
亚太地区征信体系发展情况
各国征信体系发展阶段各异。一些国家成立央行征信系统较早，如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于20世纪70-80年代先后建立纸质征信体系，最初采集一定额度以上的贷款信息。2000年左右均取消了报数门槛，建立全面征信的电子化系统。越南的公共征信系统则成立于1992年，2008年成为央行下属的独立机构。私营征信机构大多在2005年以后成立并遵循牌照准入制度，每个市场从事个人征信服务的私营机构数量有限。目前印度、新加坡、泰国、菲律宾、柬埔寨没有公共征信系统，只有私营征信机构。根据人口规模大小，机构数量有所不同：印度4家、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各3家、新加坡、韩国各2家，泰国、柬埔寨、菲律宾、越南、蒙古、缅甸、台湾、香港均1家。除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印度、泰国、菲律宾、柬埔寨、台湾、香港以外，其他的私营（或公私合营）征信机构尚处于起步期或运营筹备期。
强制报数是确保征信系统可用的前提。以菲律宾为例，由于最初征信信息报送是非强制性，金融机构报数意愿不强，政府建立征信机构的努力并没有成功。后来，通过立法建立了强制报数要求，征信机构才得以成功建立并运营。泰国、柬埔寨的征信机构发展也有同样的经历。而在马来西亚，由于一开始就通过立法明确了公共征信系统的法定定位和强制报数要求，公共征信系统得以快速建成并投入使用。
央行征信系统能否满足银行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私营征信机构获取银行信用数据的情况。从亚太国家的经验来看，如果央行系统能够满足市场需要，市场就是以央行征信系统为主导；如果央行运营的系统无法满足市场的需要，则主要依靠私营征信机构提供征信服务。以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为例。在马来西亚，央行征信系统和私营机构遵循不同的法律。央行征信系统的法律地位在《中央银行法》中得以明确，并有权强制采集金融信用信息，所以能获取信息并较好地满足银行的需要。7家私营征信机构遵守《征信机构管理法》，采集和使用信用信息时必须取得信息主体同意。实际上，其中4家机构只能获取公共信息，提供补充性信息服务。而在印尼，由于没有身份证系统，公共征信系统数据匹配技术不足，导致报告信息和多人重复匹配的情况很多，个人信息不准确，无法为银行提供所需的信息。因此，公共征信系统主要用于支持宏观审慎监管和金融稳定体系，而银行对征信服务的需求不得不通过发展私营征信机构来满足。
亚太地区新兴市场的征信机构多数已被外资控制。外资正通过股权收购、合资、技术入股等不同方式不断扩大对亚太征信市场的占有份额，投资关系错综复杂。比如，由新加坡征信局首席执行官林威廉（William Lim） 和澳大利亚征信公司威达的投资人共同组建的NSP控股公司，通过直接入股或间接控股的方式拥有了新加坡征信局(Credit Bureau Singapore)、马来西亚征信局(Credit Bureau of Malaysia)、柬埔寨信用局（Credit Bureau of Cambodia）、印度尼西亚（PT Kredit Biro Indonesia Jaya）、缅甸信用信息中心等多家征信机构的股权；益博睿收购了新加坡DP 征信局的母公司DP集团40%股权；印度四家征信机构分别被美国三大征信机构和意大利科锐富控股；意大利科锐富成为越南私营信用局投资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以及菲律宾国家信用局项目的技术合作伙伴；美国艾可飞公司正拟收购澳大利亚威达公司。蒙古征信局是由蒙古银行协会与邓白氏合资，邓白氏作为战略和股权合作方。亚太新兴市场的实际代言人是西方外资机构，缺少本土征信机构品牌，这一点值得我们关注。
未来亚太征信业面临诸多挑战。一是扩大微型和中小企业征信信息采集，帮助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获得银行贷款，扩大对小微金融机构的信息覆盖面，促进普惠金融。二是通过研发评分产品，如中小企业和个人的信用评分，帮助客户获得更好的信贷服务。三是提供在线信用报告查询、移动应用软件（APP） 等多种渠道的征信服务，帮助银行适应新型信贷业务发展的需要。四是开展金融教育，提高公众的征信意识，帮助消费者了解如何改善信用状况，获得银行信贷。五是推动征信业信用信息、数据格式、信用报告及信用评分的标准制定。六是提高数据质量以及数据更新的连续性。
关于征信行业发展的主要观点
征信机构正在向更广泛领域扩展业务范围。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专家托尼·里斯格（Tony Lythgoe）指出，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随着新技术、新数据在征信行业的应用，征信业正在从传统上仅服务于银行业风险评估，向服务于更多目的和行业转变，数据的价值进一步凸显，这将深刻改变未来征信业的服务模式和发展方向。益博瑞政府事务与公共政策高级副总裁托尼·哈德利（Tony Hadley）也表示，如今金融业如今只占益博睿31%的收入来源。在市场需求推动下，美国征信机构近年来主要向身份核实和“先使用后付费”的“类信贷”两个业务领域延伸。随着线上用户金融行为增加，征信范畴扩大，营销、债务催收等基于信用数据的衍生服务也成为很多征信机构发展新业务的方向。
大数据征信的发展对征信监管提出更高要求。您在主题演讲中指出，要尽快转变征信监管的思维和手段，合理界定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实现信息主体权益保护与数据合理应用之间的平衡，在鼓励征信业创新发展的同时避免过度创新。托尼·里斯格也认同此观点。他表示，全球范围内涌现出很多新公司和新组织，看到了数据的价值和背后蕴含的能量，并用此为自己创造利润，造成很多新问题，使征信面临着道德困境。因此，需要有更多的立法和措施，避免创新的越界。
个人数据保护应从完善立法监管和提高消费者金融素养双管齐下。托尼·里斯格表示，网络时代个人面临隐私保护的脆弱性，个人数据隐私保护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各国监管部门应通过完善立法和监管，让个人有条件以便捷、清晰、简单的方式有效保护自身权益。但是，仅靠监管者单方面努力还不够，信息主体也要为个人数据保护负起责任。这就要求征信监管和从业机构共同思考如何建立合理机制，对消费者进行必要的金融素养教育，增强消费者保护自身合法权利的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如此，立法和监管才能切实有效发挥作用。
对大数据在征信业的应用要采用极为谨慎的态度。大数据只是一个补充，而不能替代建立有预测性的数据。美国政治经济研究所首席执行官迈克·特纳(Michael Turner)表示，大数据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但也有很大的风险：一是对大数据的扭曲的信心，二是数据控制范围，三是投资分配不当。越多的变量，越可以显示不同的关联关系，错误也会比信息增长得更快。大数据使用了更多错误的信息，噪音覆盖了信号，消费者被授信过程中使用的数千变量所淹没。经合组织的公平信息原则将消费者放在数据共享制度的核心位置，但是大数据严重威胁消费者的被告知权、选择权、查询权和纠错权。大数据的这些问题可能限制了大数据的使用。他认为应鼓励投资于“传统”的可替代信用数据，使之数字化，并应用于预测模型。但可替代数据的应用要特别重视数据质量，有时国情存在差异，数据质量也会不同。
征信机构不会从事放贷业务。托尼·哈德利表示，放贷业务与征信机构的客户有利益冲突，如果益博睿也放贷，会失去银行这一主要客户和个人信息源。托尼·里斯格表示，美国三大征信机构得以拓展业务范围的前提是自身不涉及金融业务，否则没有金融机构愿意分享客户信息，必然使信用报告不准确、不全面，影响征信机构的核心竞争力。
关于大数据时代个人数据保护的主要观点
与会个人数据保护专家分享了国外一些数据保护的基本立法原则和立法趋势。
美国格林伯陶睿（Greenberg Traurig）律师个人隐私保护法律专家弗朗西斯·吉尔伯特（Francoise Gilbert）表示，应对大数据时代的个人数据保护困境，美国的做法是立法者站在足够的高度确定好基本原则，从而以不变应万变。美国数据保护法律体系形散但神不散，多年的立法和实践经验表明，立法不能被技术发展牵着走。为了保护隐私安全而尝试去规范某一个特定的行业或技术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相比上行业和技术的发展速度，立法永远滞后。有效的方式是站在一个较高的高度上把握住数据保护的基本原则，出发点是在各行各业的创新者利益和保障公民权利之间取得平衡。面对新技术导致的新的数据保护问题，美国的经验是建立一些普适性的、原则性的规则，援引一般性的法律法规来加以解决。
当法律没有明确在哪些具体情况下使用个人数据需要经过数据主体同意的时候，需要从常识出发，换位思考，以避免潜在的法律问题。弗朗西斯·吉尔伯特介绍，美国的法律实践原则是，当将个人数据用于非常规的、消费者无法预知的事情时，就需要明确让消费者了解，并获得其同意。至于具体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取得同意，法律虽然无法面面俱到加以规范，但原则是根据个人数据的敏感性不同进行判例，这需要机构能够从常识出发，做出是否获得个人同意的决定。
欧盟立法将对个人信息进行更加严格的保护。欧盟征信协会主席尼尔门罗介绍，欧盟正在制定中新数据保护条例，将监管所有个人信息，不论类型、来源和用途，并设立严格的数据跨境流通限制。从当前草案文本看，对商业机构不很有利，一些传统的个人数据使用用途可能将受到影响，例如反洗钱、信用评分等。他还介绍，欧盟新《支付服务准则》（PSD2）对支付服务提供方获取和使用用户的个人信息也进行了规范和限制。针对支付发起服务提供商（PISPs），增加了严格的限制，要求支付服务提供方确保用户的其他任何信息只提供给收款人，并不得存储与支付服务用户相关的敏感支付数据。
益博睿政府事务与公共政策高级副总裁托尼·哈德利（美国国家电子商务隐私保护联盟主席）表示，巴西个人隐私的主要理念是保障消费者对个人信息的知情权。如果机构掌握了个人敏感信息，需要告诉信息主体掌握的信息内容、获取方式、使用目的、方式以及保证数据正确的流程手段。去身份标示（de-identified）和匿名的数据应该排除在个人数据的范围之外。巴西目前还没有负责个人数据保护、征信业数据监管的专门政府机构，但情况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在2014年，巴西发起了被称为“Macro Civil Da Internet”的互联网立法行动，起草了《网络治理法》（Internet Governance Law）以保护个人隐私，旨在为个人信息保护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制度框架，最大程度接近欧盟立法中的隐私概念和隐私保护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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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将钱打入法院账户，不用再上老赖名单了吧！”近日，一名拖欠巨额债务、长期外逃的失信被执行人（老赖）迫于芝麻信用的惩戒压力，主动与人民法院联系，归还长期拖欠的执行款。自最高人民法院与芝麻信用联手披露老赖以来，已有5300多名老赖还清债务，不少长期逃避执行达3、4年之久的老赖更是在三两天之内就还清了所有欠款。
2015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与芝麻信用签署对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惩戒合作备忘录。同月，双方通过专线方式实现数据对接，共享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开创了第三方商业征信机构首次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官方授权，通过互联网联合信用惩戒的先河。
芝麻信用会同淘宝、天猫、神州租车、趣分期、去啊旅游、我爱我家相寓等各应用平台在消费金融、蚂蚁小贷、信用卡、P2P、酒店、租房、租车等场景通过网络等渠道全面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压缩失信被执行人生存空间。主要措施有：1、限制失信被执行人申请贷款、融资等金融行为；2、限制失信被执行人通过淘宝或天猫平台购买机票、列车软卧、保险理财产品及非经营必需车辆、旅游、度假产品等；限制预定三星级以上宾馆、酒店；3、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在互联网的奢侈品交易等高消费行为。
截止到2015年12月17日，芝麻信用通过其信用平台，共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购买机票、租车、贷款等超过13万人次，5300多名失信被执行人因此还清债务。其中1500多名失信被执行人属于长达三、四年一直逃避执行的老赖人。
减分机制迫使失信被执行人迅速履行判决义务
据芝麻信用数据统计，失信被执行人的芝麻信用开通率比其他人群高出12倍，表明失信被执行人对芝麻信用联动惩戒的高度关注。根据数据显示，这些失信被执行人长时间逃避执行，有的甚至长达两三年。芝麻信用和最高人民法院合作后，对失信被执行人做了降分处理，并在各应用平台披露，不少失信被执行人很快（有的甚至在几天内）就履行了义务。
与第三方商业征信机构的联合惩戒，对失信被执行人形成了直接的感知和强大的震慑，对于督促其履行还款等法律义务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惩戒失信被执行人 有助商家过滤违约风险
最高人民法院与芝麻信用同步失信被执行人数据，便于第三方征信机构能够及时掌握最新的失信被执行人数据，第一时间对其进行联合惩戒，加快解决法院执行难的痛点，真正做到让失信被执行人无处可藏。此外，联合信用惩戒、信息互通共享，还可以帮助淘宝商家过滤违约风险高的客户，保护淘宝商家的合法利益。
据悉，征信机构对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自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起为5年；超过5年的，会予以删除。失信被执行人还清债务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后续的履约，对信用的负面影响不会完全提前消除，但会逐渐减弱，同时守信行为的增加也会对其信用评估产生正面的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线上线下联合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让失信者寸步难行”，可以更好的为经济保驾护航，助力信用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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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最新发布，购买首套自住住房申请贷款的，不再考虑近一年内是否提取过公积金，计算贷款额度时，最低额度也将上调20万。并首次明确信用卡逾期未还款等影响房贷情况。贷款人申请贷款前两年内，夫妻任何一方逾期连续6期及以上的，不予贷款。新政从本月12日起执行。
信用卡两年逾期6次不予贷款
信用卡逾期未还款等是否影响申请房贷？此次国管公积金的新政中予以了明确。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表示，此次国管公积金完善了征信记录使用标准。借款申请人及其配偶有尚未偿还的逾期贷款，或有贷记卡、准贷记卡逾期透支未还的，不予受理贷款申请。
借款申请人及其配偶在申请贷款前两年内，其他贷款（不含助学贷款）逾期连续达到3至5期的，其贷款最高额度在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公布的贷款最高额度基础上下调20%。借款申请人及其配偶在申请贷款前两年内，其他贷款（不含助学贷款）逾期连续6期及以上的，不予贷款。
这里其他贷款主要指代的就是信用卡的使用记录。如果2年内信用卡逾期6次以上，将不能获得公积金贷款。
国管公积金最低贷款额提高20万
同时，新政加大了公积金贷款的支持力度。其中规定，职工购买首套自住住房申请贷款的，不再考虑近一年内是否提取过住房公积金，计算贷款额度时，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不足7万元均按照7万元计算。
此前在今年3月，国管公积金的贷款政策曾放松过一次，将原规定的个人账户余额不足2万元按照2万元计算，调整为个人账户余额不足5万元按照5万元计算。不过前提是借款申请人购买首套自住住房，且贷款受理前一年之内未提取住房公积金。而此次国管公积金取消了是否提取公积金的限制，而且最低计算余额也从5万元上调至7万元。
国管公积金缴存职工购买普通商品房时，其能够在国管公积金中心贷款的额度，与其账户余额有直接关系。一人申请时，审批的贷款额度一般为账户余额的10倍。由于之前的余额划定线为5万元，最低可贷50万元，此次调增后贷款最低额度将增加至70万元。
三次及以上申请再贷款 需上一次结清满5年
另外，新政中规定，职工首次贷款结清后，即可再次申请使用贷款。这项政策的放宽在今年6月就已经实现，之前则须结清贷款满5年。不过此次新政最新提出，第三次及以后再申请使用贷款的，需上一次贷款结清满5年。这在之前的政策中并未提及。
职工购买政策性住房和第二套住房的，仍执行原规定。
国管公积金还表示，将优化贷款服务措施。借款申请人及其配偶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达到上限的，不再提供工作情况证明。职工还可关注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贷款办理时间。
如何避免信用卡逾期
1、绑定自动还款更放心。卡友们可以通过柜台、网上银行 、手机软件等，绑定信用卡的发卡行借记卡(为什么要绑定本行，因为跨行转账，银行一般是要收费的)，设置在到期还款日之前3天左右(提前3天是为了避免不能及时到账)，自动还款。
2、多关注信用卡注册和绑定的信箱，时刻提醒自己
3、需要注意的是，借记卡中要有足够的余额，另外，账期内如果有取现行为，卡友们还款时记得要在自动还款外，额外多还一些。
4、真的来不及还款，也不要着急，各家银行基本都有信用卡“容时容差”服务，一般延迟3个自然日还款，或者还款额差10元以内，银行还是给予免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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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个人征信应用市场上，围绕着央行的信用报告有两大‘灰色’产业链，一个是代查信用报告，另一个是所谓代销征信记录。先来看实测结果，分别在QQ、百度贴吧等输入‘代查/打征信报告’
会有众多的QQ群、QQ账号及网页声称提供这种服务。同样‘征信消除’的查询结果也很‘丰富’
一、需求的起源
先简单说一下对这种‘灰色’产业需求的起源，根源在于央行的个人信用报告是一个‘封闭’体系，数据的‘出’和‘进’都封在传统金融机构这个圈子里，截至目前仍没有对所谓的互联网金融机构开放，所以对于急于完善风控体系的P2P，部分小贷公司而言，‘代查’的需求是刚性的，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认证’了央行信用报告的价值。就像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有人想通过查询发现‘问题’，就有人想通过手段让‘问题’不被查到，或者把‘问题’删除掉，而且由于我国目前,用户对信用报告的‘异议权’的维权手段和效果有限，市场中对这样所谓‘征信消除’的需求也就应运而生。
二、产业链的技术分析
关于这种灰色产业链的法律风险、隐私泄露、纯属欺骗等问题有很多文章都讨论过了，征信圈今天想从技术实现的角度猜猜‘代查’和‘代消’是怎么做的，仅供参考吧。
其实由于人行的征信系统是个‘封闭’系统，只有接入的金融机构通过‘专线’或‘人行网间互联平台’有权查询和修改，所以这一切的动作都只有通过金融机构的内部人员、使用内部账号、通过‘内网’来实现，对金融机构而言本质上是个操作性风险管理问题，也就是内控不严造成的。所以可以先看看金融机构中一般对征信账号是怎么管理的
1. 代查征信
代查征信的关键在于对‘信息查询用户’的账号、密码的有效管理，以及异常行为的检测。但从上图可见，银行的查询用户涉及总、分支各级体系的相关业务部门，内控不严的金融机构就会出现查询用户的密码好多人知道，技术上又无法定位发生查询机器的MAC地址等问题，这就造成《平安银行深圳分行违规查个人征信记录遭索赔8000元》的事（征信圈9月12日报道），“责任人称把登录口令和密码给了别的同事，并不知是何人所为…”。
2. 代消征信
代消征信分两种情况，消除和屏蔽。理论上的实现逻辑有点不同。
真正的违规征信消除，实际上是比较难实现的，相当于一次异议处理，因为在银行里牵扯到业务发起部门人员，数据上报用户上报更改报文，一般的有规模的金融机构都会分条线、多层管理，多人签字，要做到这个，需要业务发生机构承认数据报错了，或者数据上报用户报送修改报文，这里面有个责任承担的问题，除非利益足够大，一般比较难。
所谓‘屏蔽’征信，是说能够让放贷的金融机构在一段时间内（例如，1个月）查不到此用户的某个逾期情况，技术上这种操作的逻辑是成立的，其实是通过违规行为，钻了央行征信系统架构的一个空子，在赋予系统数据上报用户的权限中，有一种叫“金融机构在线数据更新”的，目的是为了方便临时的修改，随着下一期业务数据的报送及同步，临时的结果会被覆盖掉，但也带来了潜在隐患，征信圈感觉如果真有所谓屏蔽一段时间查询结果，也只有通过这个功能来实现了。
三、技术之外的问题
1. 机构查询收费不一致问题
所谓存在即合理，正是因为有了需求才会产生这种‘市场’。有人说解决这种现状的最根本办法其实就是央行放开互联网金融机构对央行征信的查询限制，这样代查的需求就不存在了。真的会这样吗？其实没这么简单，这还涉及到金融机构查询收费的问题。现在央行对不同金融机构查询的收费是有区别的，参见发改委对征信中心收费标准的批复（百度文库里能查到的），不同金融机构查询一次费用不同，假设将来收费采用类似机构‘年费’的形式，与查询次数脱钩，那么不同金融机构之间还存在一个‘查询套利’空间，理论上违规查询还会存在的。
2. 监察手段问题
征信圈原来参与过挺多国内外银行的系统建设，从原理上讲，央行征信系统的架构相比商业银行或BAT比，其实不复杂，这也是为啥名字叫了个‘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原因吧，本质上是个传统数据库，这就注定脱不开IOE的传统架构，内外网隔离等等，而且就算全国商业银行的各种征信系统用户账号很多，但和BAT的用户一定不是一个量级的，所以技术上讲,在一个‘内网’管理账户盗用一定比BAT容易些。
技术一定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还得靠管理。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四十条，对于违规提供、出售信息；过时泄露信息；未授权查询等，单位5-50万罚款，个人1-10万罚款，并追责，再看前面说的银行案例，违规查询不能找到是谁，这种量级的罚款对于银行而言只能是‘呵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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