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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在信用时代

(回首)八亿人的信用革命 征信立法十年路

文|《小康》记者 张凡   2012年1月

“误食地沟油怎么办?”2011年底,百度搜索风云榜发布的年度“十大怎么办”中,这一问题名列第二。

这并非一个网络玩笑,而是上亿人在网络背后对现实发出的尖锐质问。在食品领域、在社会文化领域、在公益慈善领域,层出不穷的诚信危机正在成为危害社会安全的重大毒瘤。

假冒伪劣、恶意违约、商业欺诈、文化造假,没人预料到下一个让你害怕的是什么?如果仔细探源,就会发现无知与贪婪所构成的伤害,正在破坏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2011年12月20日,在北京发布的《中国公共关系发展报告(2006-2010)》称,诚信与社会责任缺失将成为中国未来十年公共关系中最重要的危机管理问题。

  谁来保护“经济身份证”

越来越多的人们以“经济身份证”指称自己及企业的信用报告及消费信用档案。

随着信用制度的不断完善,信用记录已渗透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杜金富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透露,截至2011年8月底,央行组建的企业征信系统和个人征信系统已分别为1795.7万户企业和7.94亿自然人建立了信用档案。

与此同时,失信带来的损失正在日渐增大,据商务部一项统计显示,我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强。2011年7月份,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征信管理条例(第二次征求意见稿)》。新的修改稿进一步明确条例规范、监管的对象为信息服务行业中征信业的活动,即征信机构(征信企业)对个人和企业的信用信息进行采集、加工整理,形成信用报告等征信产品向用户提供的活动。修改稿对个人征信和企业征信业务做了较大区别的不同规定。

2011年8月19日,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周伯华在全国工商系统企业信用分类监管会议上提出,将用3年时间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级经济户籍库”,对全国多达上千万家企业划分不同的信用等级,相应给予不同的监管方式。

2011年10月19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制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要求加快征信立法和制度建设,抓紧制定《征信管理条例》及相关配套制度和实施细则。推进行业、部门和地方信用建设;建设覆盖全国的征信系统;加强监管,完善信用服务市场体系;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大力培养社会诚信意识。

在三个月内连续释放出的一系列政策信号,显示出高层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切与焦虑。与之前单纯强调靠道德约束来解决诚信问题不同,这一系列的政策、法规的设立,显然是要通过社会成员信用信息的记录、备案、监管,使之进入一个新的法治轨道。

  征信立法解困“两大群体”

查看自己的信用报告有什么用?

大多数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在今年冬天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主们则甘苦自知。“融资难是全国的问题,不是没有钱,而是没有诚信。” 广东省社科院区域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说,现在这个问题尤其集中在中小企业身上。

征信体系立法破题面临的首要考题,正是中小企业征信体系建设。一项调查显示,国内只有10%的中小企业能够从正规银行体系获得贷款。除了规模小、可抵押资产少等原因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杜金富在接受《小康》采访时透露,央行将采取多种措施扩大中小企业信用信息的使用范围,推动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与各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有效结合。在“十二五”的前两年,央行将争取在每个省选择一个地级市或地区开展中小企业信用体系试验区建设工作,并根据建设情况,分批授予“全国试验区”的称号。

此外,针对农村地区融资难的现状,央行下一步将全面推广“农户+征信+信贷”业务模式,发挥信用信息服务在农户融资中的作用,为农户融资提供便利,降低融资成本,扩大对“三农”的信贷资金投入。杜金富称,截至2011年6月底,已有7600多万户建立信用档案的农户获得信贷支持,贷款余额为1.4万亿元。

“我们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基础建设起来后才能知道信用的重要,所以信用的基础建设要先建立起来。”中国银联创始人万建华对此评价道。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演化,由此进入一个关键时期。

  地方抢跑“信用立法”

从元月一日起,上海市对拒不缴纳个人住房房产税的,将纳入联合征信体系。此前上海市法院已经先行一步,将拒不履行执行义务的案件,以及生效刑事判决等信息纳入“社会信用联合征信系统”,以对不诚信者形成威慑。

同一天,《陕西省公共信用信息条例》正式施行,陕西方面强调这是首部公共信用信息地方性法规。该《条例》对公共信用信息界定为: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行使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形成的反映企业和个人信用状况的数据资料。这些信息既有企业基本信息,比如工商登记信息,资产负债信息,商标注册信息、也有提示信息、比如法院判决执行信息、欠缴税收信息、劳动及社会保障信息、行政处罚信息、行业禁止信息和荣誉信息。

在去年底率先建立个人诚信档案时,广东将公务员、教师、医生等列为首批建立个人诚信档案的人群。去年9月,泛珠三角九省区甚至共同签署了《社会信用体系共建协议》,提出推动构建区域信用约束制度,对恶意拖欠和逃避银行债务、逃骗偷税、商业欺诈、制假售假、非法集资等失信行为依法联合实行公示、降低信用等级、限制消费、限制市场准入等惩戒措施,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制”的区域联动机制。

上海、陕西、广东等地的探索显示出不同的风格,但基点都立足于将个人及企业的各种信息纳入征信体系,只是奖惩力度则各有不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近20个省市出台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管理方面的法规规章。散落在银行、税务、财政、公安等部门的个人信用信息正在形成新的信用网络。

此外,个人信用意识的觉醒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习惯用新的工具来判断自己的信用水平。央行的一组数据显示,个人主动查询自己信用报告的数量从2006年的97人次迅速上升到2010年的127.5万人次。

由于社会发展及征信立法中诸多问题仍存在分歧,从2002年启动至今的征信体系建设仍面临诸多挑战。据了解,截至目前国家标准委已经正式颁布了9项信用国家标准,一个包括社会、政府、企业、公民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的诚信档案系统正在成形,新的社会评价体系在未来将主导社会前行的方向。

  1795.7万户企业和7.94亿自然人的信用档案

  世界最大征信系统是如何建成的?

——专访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杜金富

国家正在建设中小企业以及农村信用体系试验区,并且已经建成旨在为每一个有经济活动的企业和个人建立信用档案的国家征信系统。这些为诚信而建的档案,与你我的生活,也与中国社会的未来,息息相关

信用环境、信用评级和信用记录已成为衡量一个地区、企业或个人信用状况的主要依据。

与洪水般泛滥的信用危机对应的是,我国信用体系建设正在经历漫长而艰辛的破茧时刻。肩此重任的中国人民银行在过去5年中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积极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小康》杂志近期独家专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杜金富,就当前及下一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问题进行深入访谈。杜金富向《小康》透露,国家正在建设中小企业以及农村信用体系试验区,并且已经建成旨在为每一个有经济活动的企业和个人建立信用档案的国家征信系统,这些为诚信而建的档案,与你我的生活,也与中国社会的未来,息息相关。

《小康》:目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总体情况怎样?

杜金富:一是建立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协调机制,初步明确了部门分工。2007年4月,国务院牵头成立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初步明确了各有关部门的职责分工。2008年11月,国务院调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职责,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大多数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建立了本地区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全国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协调机制。

二是颁布了相关信用法律法规和标准,促进了行业信用和地方信用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的多部法律中都明确了经济社会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近年来,国务院及各行业主管部门、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些专门的信用法规,涉及信贷、食品、建筑、商务、交通、资本市场等领域。同时颁布了部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这些信用法律法规和标准的颁布实施,为行业信用及地方信用建设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和技术规范。

三是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建成并成功运行,为商业银行防范信贷风险提供了重要支持。2006年建成了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为商业银行等机构防范信贷风险提供了重要支持。目前,征信系统已基本覆盖所有从事信贷业务的机构,征信系统的信息网络遍布全国银行类金融机构的信贷营业网点。

四是行业信用建设稳步推进,部分行业之间实现了信用信息互联互通。部分行业主管部门建立了本行业信用信息系统,重点行业信用记录得到了完善。相关部门充分利用本部门、本行业已有业务信息系统,加大本行业信用信息系统的建设力度,推动食品、参保缴费、环保、商务、合同履约、纳税、通关、产品质量、资本市场、法院执行等领域诚信体系建设。部分部门向社会提供信用信息服务,并实现了与其他部门之间的信用信息互联互通。

五是地方信用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中小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全国多数省、市、区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加强了信用信息的公开和交换,一些地方在政府采购、招投标、资质认定、公务员录用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加大了对信用服务产品的使用。部分地方政府推动政府信息联网工程,建立了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制定了信用建设相关制度与办法。多数地区结合地方实际,为当地中小企业和农村经济主体建立信用档案,进行信用等级评价,取得显著成效,有效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

六是信用服务市场初步形成,信用服务产品需求日益增加。当前,我国基本形成了以资本市场评级、信贷评级、个人征信、企业征信业务为主,信用保险、信用担保、商业保理、信用管理咨询及培训等业务多元发展的信用服务市场格局。信用服务产品涵盖企业信用报告、个人信用报告、债券评级、借款企业评级和担保机构评级等。社会对信用服务产品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同时尝试开展了信用管理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年内各省至少有一个中小企业信用体系试验区

《小康》: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内容是什么?

杜金富:当前,推进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主要包括:一是建设中小企业信用体系试验区。根据当地中小企业特点和工作条件,建设地方性中小企业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整合地方中小企业信息,更好地发挥信用信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作用,调动地方参与的积极性,共同推进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二是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档案。多渠道整合中小企业信用信息,提高中小企业信息透明度。三是开展中小企业信用评价。引导金融机构依托中小企业档案信息,探索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信用评价方法,有效地分析、判断中小企业的信用状况。四是搭建中小企业信用平台。多渠道整合反映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及信用状况的信息,为商业银行分析、判断中小企业信用状况提供参考。五是支持中小企业融资。发挥信用信息服务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作用,减少银企信息不对称,支持有信用、有效益中小企业融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截至2011年6月底,全国累计补充完善中小企业信息219万余户,累计已有31万户补充完善信息的中小企业取得银行授信意向,其中18.8万户获得贷款总额约6.9万亿元。

《小康》:关于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人民银行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杜金富: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将加强与有关部委和地方政府的沟通、协调,进一步推进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一是深入开展中小企业信用体系试验区建设,搭建有地方特点的中小企业信息服务平台。在“十二五”的前两年,争取每个省选择一个地级市或地区开展试验区建设工作,并根据建设情况,分批授予“全国试验区”的称号。二是加强与相关部委的沟通联系,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领导和工作机制。三是建立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征集与更新的长效机制,提高中小企业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和完整性。四是推进中小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建设,扩大中小企业信用信息的使用范围,推动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与各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有效结合。五是引导金融机构创新产品与服务,增加对有信用、有市场的中小企业的信贷投入。

《小康》:推进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会带来什么改变?

杜金富:大力推进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对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具体体现在:一是引导中小企业提高信用意识,规范其信用行为,促进中小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完善信用管理制度。二是提高中小企业信息透明度,解决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发挥信用信息服务在促进中小企业融资的作用,支持中小企业融资。三是防范信贷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优化信用环境。四是整合各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与措施,支持有信用、有市场、有效益的中小企业发展,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和效率。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有助于改善农村地区信用环境

《小康》: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内容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杜金富:当前,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主要包括:一是建设农村信用体系试验区。根据当地“三农”特点,探索建设地方性农户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为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等提供更好的信用信息服务,调动地方、各相关部门参与的积极性,共同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支持“三农”发展。二是建立农户电子信用档案。多渠道整合农户信息,增进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了解。三是开展农户信用评价。引导金融机构依托农户档案信息,积极开展农户信用评价,有效地分析、判断农户的信用状况。全国共为1.38亿农户建立了信用档案,并对其中8704万农户进行了信用评定。四是建设“信用户”、“信用村”和“信用乡(镇)”。推进“信用户”、“信用村”和“信用乡(镇)”创建工作,优化农村信用环境。五是支持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发挥信用信息服务在农户融资中的作用,为农户融资提供便利,降低融资成本,扩大对“三农”的信贷资金投入。截至2011年6月底,已有7600多万户建立信用档案的农户获得信贷支持,贷款余额为1.4万亿元。

《小康》:关于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人民银行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杜金富: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将继续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合作,进一步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发挥信用信息服务在农户融资中的作用,支持新农村建设。一是深入开展农村信用体系试验区建设,提高地方政府参与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积极性,共同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在“十二五”的前两年,争取每个省至少选择一个县开展试验区建设工作,并根据建设情况,分批授予“全国试验区”的称号。二是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主导作用。推进“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建设,推动地方政府制定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并纳入地方经济金融发展总体规划和考核目标。三是进一步完善地方农户信用档案系统,根据需求不断改善系统功能,扩大入库信息主体的范围和种类,逐步扩大信息共享范围,进一步完善农户档案。四是综合运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成果,全面推广“农户+征信+信贷”业务模式,推动农户信用评价结果与农户贷款审核、管理相结合,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三农”的信贷投入。

《小康》: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有什么意义?

杜金富:开展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一是有利于提高农民信用意识,改善农村地区信用环境。二是减少信息不对称,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三农”的信贷投入,改善农村地区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三是帮助商业银行防范信贷风险,增强商业银行支持“三农”的信心,提高商业银行增加“三农”信贷投入的积极性。四是改善对农村地区的社会管理,支持新农村建设。

  近八亿人拥有了信用档案

《小康》:目前我国征信系统的建设情况如何?

杜金富:为落实国务院领导关于“加快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建设,形成覆盖全国的基础信用信息服务网络”的指示,人民银行集中力量组织商业银行建成了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其目的是为每一个有经济活动的企业和个人建立信用档案。征信系统2006年正式运行,填补了我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项空白。

征信系统采集的主要是银行信贷信息。目前,征信系统已经连接所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信用合作社及其他金融机构,包括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等,一些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等小型授信机构也开始逐步接入征信系统。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已成为世界上人口和机构覆盖面最大的征信系统。截至2011年8月底,该系统已分别为1795.7万户企业和7.94亿自然人建立了信用档案。

《小康》:征信系统发挥了什么作用?

杜金富:我国征信系统建设实践充分表明,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已经成为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并在改善社会信用环境和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方便企业和个人贷款,信用好的在信贷条件等方面都会有一些优惠。二是帮助商业银行防范信用风险,维护金融稳定。银行通过查询征信系统就能了解客户信用情况,在决策的时候更加谨慎,这有助于商业银行改变经营理念,提高信用风险管理水平,促进信贷市场及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三是促进社会信用环境改善,对信用文化的培育以及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每年超百万人查询“信用报告”

《小康》:人民银行在保护信息主体权益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杜金富:人民银行高度重视信息主体权益保护工作。一是建立健全相关规章制度,保障信用信息的安全与合法使用。先后颁布了《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异议处理规程》等相关规章制度,这些制度的实施,促进了个人信贷业务的发展,保障了个人信用信息的安全和合法使用。目前,征信管理部门正在研究制定有关个人征信信息保护的规定。《征信管理条例》正式出台后,人民银行将会以《征信管理条例》为依据,积极研究制定涉及个人征信机构及其业务的管理制度,更好地保护个人的合法权益。

二是积极处理征信异议和投诉,切实维护信息主体权益。在系统运行初期,由于多方面原因,商业银行对征信异议和投诉推诿多、耗时长、效果差。为切实维护信息主体权益,促进征信业健康发展,人民银行采取了多项工作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包括加强与商业银行的沟通和业务交流;细化了异议处理职责;升级了异议处理子系统;发布异议处理工作经验和研究成果等。目前,异议处理效率得到了明显改善。2010年,各家商业银行的个人异议核查整体回复率和解决率均超过99%。平均回复时间和解决天数也都呈递减趋势,异议平均回复天数从2007年的27天缩短到2010年的6.5天。此外,人民银行征信管理部门正结合《征信管理条例》的制定工作,研究制定征信业务投诉办理规程,进一步保障信息主体权益。

《小康》:《征信管理条例》的进展情况如何?对征信业发展有什么指导意义?

杜金富:2009年10月,《征信管理条例》对外征求意见后,人民银行配合国务院法制办先后召开了征信机构、金融机构、征信专家座谈会听取意见,并进行大量实地考察调研工作。在综合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对送审稿进行了反复修改,形成了《征信管理条例(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征信管理条例(第二次征求意见稿)》以规范、监管信息服务行业中征信业的活动为主,从市场准入、经营管理行为、信息主体权益保护、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定位及业务范围、监督管理部门履职及违法行为惩处等方面对征信行业予以规范。2011年7月22日至8月22日,国务院法制办将《征信管理条例(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再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同时印发地方、有关部门、征信机构、金融机构以及相关学术研究机构等单位征求意见。从反馈意见情况看,社会公众对本次征求意见的《征信管理条例》基本上持肯定态度。目前人民银行正在配合国务院法制办认真研究各方面意见,再次对《征信管理条例》进行具体修改。

总体来看,《征信管理条例》的制定与我国征信市场快速发展的实际情况相适应,是规范征信机构和征信业务,保护信息主体权益,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征信管理条例》的出台,将规范征信机构对个人和企业的信用信息进行采集、加工整理的活动,使征信机构的业务行为有法可依。同时,加强征信行业监管,切实保护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为征信市场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法律保障,促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形成和完善。

目前,社会信用意识不断提高,社会信用建设的重大意义也得到各界的认同。各地政府纷纷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上升到事关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很多企业还将信用内化为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价值观;越来越多的个人主动查询自己的信用报告,关心自己的信用记录。个人主动查询自己信用报告的数量从2006年的97人次迅速上升到2010年的127.5万人次,仅2011年上半年就超过90万人次。社会信用意识逐步提高的同时,企业和个人的行为方式有所改变,有的企业和个人主动归还欠税、欠薪、欠款等,自觉遵纪守法。

  数字?信用

127.5万人次 个人主动查询自己信用报告的数量从2006年的97人次迅速上升到2010年的127.5万人次

7.94亿 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已成为世界上人口和机构覆盖面最大的征信系统。截至2011年8月底,该系统已分别为1795.7万户企业和7.94亿自然人建立了信用档案。

219万余户 截至2011年6月底,全国累计补充完善中小企业信息219万余户,累计已有31万户补充完善信息的中小企业取得银行授信意向,其中18.8万户获得贷款总额约6.9万亿元。

1.38亿 全国共为1.38亿农户建立了信用档案,并对其中8704万农户进行了信用评定。截至2011年6月底,已有7600多万户建立信用档案的农户获得信贷支持,贷款余额为1.4万亿元。

杜金富,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承诺 中国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已成为世界上人口和机构覆盖面最大的征信系统。截至2011年8月底,该系统已分别为1795.7万户企业和7.94亿自然人建立了信用档案。

  中关村的信用革命

中关村用了10年时间打造了一个“信用体系”,活跃在这里的一万多家中小微企业由此打通了融资瓶颈,诞生了100多家上市企业,形成令人瞩目的“中关村创业板”现象

文|《小康》记者 于靖园 实习生 王悦

12月末,临近欧美最重要的购物季节圣诞节,在以“全球代工厂”闻名东莞的街道地面,工业区厂房上,到处贴着“信用贷款”这样的广告。这两年,在东莞一家小企业的副总经理谢华的印象里,关于银行和投资公司的广告变得随处可见。

谢华有不少信用卡,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这其中“信用”所包含的含义。银行推销宣传的是信用卡,而不是信用。

  不是没有钱,是没有诚信

“现在贷款很难,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去银行。”谢华说。

去年11月底,东莞市出台了新的10亿元企业融资支持计划,通过加强政府与银行机构、增信机构的合作,激励银行机构加大对规模偏小的工业企业的信贷支持。

“9.6万亿的银行贷款里中小企业得到的不到10%。”北京大学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黄嵩告诉《小康》记者这样一个数字。央行公布今年前6月中小型企业的贷款余额增长18%,超过大型企业,但情况难以根本改变;中小企业为中国贡献70%左右的GDP,但大多却不能通过正常融资来获得发展,银行倾向于向国有集团放贷,因为此类企业带来的风险微乎其微。

为了应对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地方政府出台了许多政策来支持金融机构给企业贷款,可是,“诸如补偿、贴息等做法,很多大金融机构是不感兴趣的。”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林江说,如果真的发生风险,企业的信用不好,则银行亏掉的就是本金。他举例,“银行借给企业一百万,政府有五万块贴息,但是如果企业不守信,银行亏的就是一百万,一百万和五万,它还是会选择一百万。”最终银行还是不会因为政府的贴息,就给一个没有信用或没有信用记录的企业进行贷款。

“融资难是全国的问题,不是没有钱,而是没有诚信。” 广东省社科院区域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对记者说,现在这个问题尤其集中在中小企业身上。“因为他们是一些管理水平不高、不规范,竞争环境也比较恶劣的企业。”丁力说,这些企业基本上没有垄断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可能是能赚一笔就赚一笔。

“那么当形势困难的时候,中小企业要去银行贷款就会很难,第一,银行不了解你,第二,现在整个社会普遍诚信缺失。”丁力始终认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背后,是要重建诚信。“这不仅仅是拯救中小企业的问题,也是拯救整个中国的社会诚信问题。”

从各个领域、企业再到个人,“信用”二字俨然已经成为了今年出现频率极高的热点词汇,那么到底怎么样来界定“信用”,怎么样让中小企业建立信用?林江在其前不久的一次考察中,发现了北京中关村给出了这个“答案”。

出乎意料的是,与企业“融资难”问题凸显地区的紧张氛围相比,信贷资金规模持续增长的中关村园区则显得轻松多了。据中关村园区管委会统计,截至2011年9月底,各银行共为中关村208家企业提供432笔信用贷款,授信额度105亿元,实际发放96亿元,已还款60亿元,无一违约行为。

“银行找企业从哪里找?中关村两万多家企业随便去找一个,因为信息不对称,很难下手放贷。”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秘书长刘英告诉记者,“要把企业的信用底盘亮出来,只有把信息的透明度增强了之后,金融机构才敢介入企业,服务企业。”

  中关村的小企业为何“不差钱”

位于北京西北角的中关村,是北京最具商业活力的地带之一,每天都会有数千人怀揣着梦想开始自己的创业之路。

在中关村示范区近2万家高科技企业中,85%是小微企业,但正是这些小微企业吸纳了29%的从业人员,创造了40%的专利,更有甚者则会成长为巨无霸企业,为中关村添加新的“神话”。

但大多数有着新鲜创意的中小企业很快就会遇到资金困境,中关村于2002年启动了“瞪羚计划”。“瞪羚”是一种善于跳跃和奔跑的羚羊,业界通常将高成长中小企业形象地称为“瞪羚企业”,但一开始这一计划并不顺利。

2003年的数据显示,中关村有1.3万多家“瞪羚企业”,但是最后只有1200多家加入“瞪羚计划”,其中只有82家企业申请了“瞪羚计划”的担保贷款,而这82家企业中获得贷款的仅有52家。一部分原因是企业自身发展所限,另一部分则因为政府与企业信息不对称,一项调查显示其时有40%的中小企业不知道在实施“瞪羚计划”,有16%的企业听说加入计划手续麻烦,贷款照样困难而没有申请加入。

这一年,北京、长春、成都、太原、浙江台州等地被国家发改委作为首批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试点城市,中关村科技园区成为北京的试点。为了推进中关村信用体系建设,一改以往 “骗子一条街”形象,中关村有了第一家负责企业信用评级、管理的非营利性机构—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

一开始,要通过信用机构评级或者征信的做法,让很多小企业都感到麻烦和头痛。为了调动中小微企业参与信用体系建设的积极性,中关村园区管委会采取正面激励措施,对主动做信用评级的企业,管委会控股的中关村科技担保公司按不同级别优先给予融资担保,政府还给予各种融资补贴。这种建立企业信用积累与获得融资的正相关关系,让企业真正尝到讲信用的“甜头”。

“比如民生银行(600016,股吧),只要是信用促进会的会员,找他们进行融资的话,就增加一个授信额度,本来按照正常的融资手续的话,企业只能融到五百万资金,但是你是信用促进会这个级别,我可以给你放到八百万。我给你一个放宽的额度。” 北京宇电威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建国说,他们公司在3年前加入了促进会,很快就感受到了信用带来的优惠,贷款的时候可以享受中关村的一些补贴,很多手续可以得到免除50%的手续费用的支持,一旦融资成功还会得到50%的利息补贴。

刘建国说,在贷款额度上中关村有一些国家支持的资金。除了享受政策上的福利外,促进会给他带来的更大帮助,莫过于“牵线搭桥”的作用,促进会经常把银行、信用担保机构、企业集合到一起组织会议和活动,刘建国很珍惜这个与金融机构交流的平台,他每年至少参加三次以上促进会组织的活动。手上的资源多了,信用良好记录也展示在平台上,融资自然就比以前更加便利。

“信用是基础,中关村推行的是,一个基础,十条融资渠道。” 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秘书长刘英说,这十条渠道包括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境内外上市、代办股份转让、担保融资、企业债券和信托计划、并购重组、信用贷款、信用保险和贸易融资、小额贷款。

十年之后,入选“瞪羚计划”企业增加到525家,其中83.2%是中小微企业。越来越多的小企业通过这一融资渠道,迅速成长起来,截至2010年底,中关村中小微企业中上市公司共计104家,占园区上市公司总数的59.4%。

“企业信用积累+科技金融创新,让中关村企业”不差钱”。”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的宣传册子上,印着这样一句话。“信用”和“不差钱”几字尤其显著。刘英告诉记者,对于新入会的企业,信用促进会将推荐经过国家批准的信用征信公司为企业“信用征信”,建立企业“信用档案”,“信用促进会集纳了企业、政府、第三方认证机构、银行等机构的信息。”

 让金融机构“主动找上门”

中关村为什么可以如此轻松地做出选择,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吴晶妹一语道破:“信贷、信贷,信在前,贷在后,有信用才能让你贷款。”

在8年多的时间里,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会员总数增加到近3300家,累计有8200多家企业购买各类信用产品共计11000余份。除去企业外,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担保机构、信用中介公司也陆续加入到协会里。

“我们有很多项目对接会。企业有融资需求的时候,我们就搁在这个平台上,把我们的企业亮出来了,到现在就形成了点对多的关系。”刘英说,“以前企业比较被动,经常处于被选择的阶段,现在是银行、金融机构主动找上门让我们推荐需要融资的企业。”

与促进会合作的银行,从最早的北京银行(601169,股吧)、国开行到后面诸多外地城商银行的加入,像杭州银行、渤海银行、大连银行、上海银行等16家银行机构。在这个平台的评级公司则从三大部委所认可的大公国际、中诚信、联合信用,到其他各大信用中介公司,而为了保证“信用质量”,每两年都会由人民银行和中关村管委会,对这些信用中介机构组织考试,每次考试之后就会产生新的名单,实行准入准出的末位淘汰机制。

“每年企业都要到我们这里年检,每年都要出一个信用报告,还完贷款之后,在我们这儿会有一个评星,还完一笔,正常还完了后就给你评一星级,第二年还完第二笔就是二星级,这样逐级累加的。”刘英说,经过多年积累,企业交上来的信用报告超过了12000多份。

相比国外,中关村信用促进会的信用征信标准甚至更为严格,分为AAAZC、AAZC、AZC、BBBZC、BBZC、BZC、CCCZC、CCZC、CZC三等九级。严格的评级,带来的是银行的信任和信用诚信企业较高的成功贷款率。通过这个平台,聚集了一大批优质的信用资源,形成了金融机构与企业的良好对接。

中关村管委会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第三季度,14家商业银行的信贷专营机构共为中关村4087家/次企业提供授信额度784亿元,实际发放各类贷款501亿元,其中2011年新发放贷款265亿元。

“只是,现在商业银行还达不到良好运用信用评级报告。”在自豪之余,刘英心底免不了还有很多遗憾,由于体制原因,人民银行、银监委都有规定,要求商业银行不能依赖这些信用报告。之前,银监会下发了《关于规范商业银行使用外部信用评级的通知》,这一《通知》要求商业银行应当审慎使用外部信用评级,其结果不应直接作为商业银行的授信依据。

“这就给信用报告的使用堵了一道门。”刘英说。即便如此,中关村信用促进会还是积极建议商业银行,让其把信用报告作为一个防范道德风险的参考工具。让刘英感到安慰的是,有一些城市仍然非常“强硬”。“现在,深圳和上海所有的商业银行,在使用内部评级的同时,坚持使用第三方评级。”

“我们从中关村得到很多经验。”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林江说,从最简单的抵押,到担保,再到无形资产质押,最后是信用贷款,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企业信用,通过第三方评价展示信用程度,中关村由此逐步构建起的一整套信用体系,国家发改委甚至用“标间”来形容中关村的中小企业信用服务体系建设。

最后,刘英列出了一份非常耀眼的成绩单:“中关村现在新三板挂牌的101家企业和2003年以后上市的公司全都是信用促进会的会员。”

瞪羚计划 高成长中小企业受惠于“瞪羚计划”,借助信用评级贷款融资后开始迅猛发展。

  重建社会信任需要完善的产权制度

——专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

不能因为过去30年中国社会信任度低,但是经济取得高速增长,就断定在未来50年我们仍然可以在现有社会信任水平下,继续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重要的是使每一个公民、每一个企业都有一个长期预期

文|《小康》记者 苏枫

中国社会的信用危机已经严重到何种程度?让我们从经济学家张维迎讲的一个故事开始:现在想象,你到楼下的一个小杂货店买一罐饮料,你把五块钱交给老板,你要出门了。这时候,老板说,回来!你说,怎么回事?他说,你没给钱。

现在应该怎么办?去法院告他吗?请仔细想一下,法院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无能为力。为什么?法律要解决问题,一定要使得双方当事人在能够明确的事实之外,法官也能鉴别这个事实。而在这个情况下,杂货店老板说你没交钱,你说你交钱了,那么法院是没有办法来判决谁对谁错的。所以,一个社会靠法律解决问题是有局限的。

你现在会想,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我并没有碰到?道理很简单:如果杂货店的老板在你交钱以后说你没交钱,你下次就不会买他的东西了,你还会告诉你的邻居,他是骗人的,你的邻居也不会去买东西了,那么这个杂货店就关门了。这就是市场秩序的信用基础。

“去医院看病的时候,我们拿的药是真的还是假的?打针的针头是第一次使用还是回收的?我们去买肉的时候,这肉是不是注水的?当我们受雇一个老板的时候,他到时候会不会给我们发工资?当我们雇一个人给我们打工的时候,他会不会把公司的东西拿走?……如此等等,可以看出,我们国家在当前的情况下,商业道德、市场秩序非常不尽人意。”张维迎说,“如果这种局面不能加以改变,中国经济的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

2011年12月,“2011第六届全面小康论坛”在四川成都市开幕,张维迎荣获2011全面小康杰出贡献人物。入选“杰出贡献人物”的张维迎,在职业生涯中,以一个独立学者的立场,积极参与到中国改革实践的洪流中。他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他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企业改革的理论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小康》记者专访经济学家张维迎,就信用关系对中国的破坏与重建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信用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制度问题

《小康》:在现代化社会里,什么是信用?

张维迎:信用使人们为了获得长远利益而愿意牺牲眼前利益。市场经济要有良好的市场秩序,这个秩序要建立在良好的信用机制之上。一个人的最优行为与他的生命预期有关。假如我预期只活一个礼拜,我发财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去抢钱包。抢人东西是要判刑的,但是我不担心,为什么呢?法院还没有来得及开庭,我已经死了,我何必在乎法律呢?但是当我预期要活很长时间,抢劫就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建立信用制度,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长期的预期。一个人的预期越长行为就越规范,他就愿意坚持兑现自己的承诺。所以,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重要的是使我们中国的每一个公民、每一个企业都有一个长期预期。

《小康》:信用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制度问题、道德问题,还是法律问题?

张维迎:信用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制度问题。虽然信用问题常常表现为道德问题,但信用问题不是道德问题。

《小康》:从历史上看,中国社会是不是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

张维迎:中国社会一直是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吗?果真如此,为什么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大国的历史会持续2000多年?为什么会最早出现了纸币?为什么有闻名天下的山西票号?所有这一切,都以高度的社会信任为支撑,所以,中国社会历史上并不缺乏诚信。

现在是新的世纪,和一百年前比一下,现在中国的商业道德基础可能不会比那时候好。中国现在的市场秩序是比较糟糕,但是我想大家也应该充满信心,中国人历来是守信誉的民族。看看历史,在那么多年之前我们就有了契约关系,一个桌子,一劈两半,每人拿一半,对起来就是一份契约。

《小康》:中国社会的信用关系是怎样被破坏的?

张维迎: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今后的道路。我认为,三大因素造成了今天的局面。首先是从100年前开始的对中华文化的全盘否定,传统的社会价值体系在这100年里几乎被彻底摧毁,每一个人在社会中都产生了价值迷失。第二是产权制度的缺失,产权是信任的载体,无恒产者无恒心,自然就不会有诚信。第三是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由于社会对政府的约束不够,导致短期行为频繁发生。而享有太多自由处置权的政府在社会空间中的权力不断膨胀,使社会环境变得不可预测,又直接导致了社会信任的进一步下降。在当今的中国,由于社会对政府的约束不够,以及存在垄断和腐败现象,很有可能使诚信和监管之间的平衡无法达到,越监管越不信任,最终进入诚信的死角。这是十分危险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面临着重建社会信任的艰难道路。

  重建社会信任需要完善的产权制度

《小康》:重建信任的必要性是什么?

张维迎:过去三十年中国都是处于一个低信任的环境,为什么我们还能取得如此高的经济增长?因为过去,赚钱是最容易的事情。即使我们的信任低,但是赚钱的利润很厚,所以我仍然愿意做这个生意。我知道有50%的可能受骗,但是另外的50%赚钱利润很高。所以我宁愿冒这个险。这就导致过去这三十年我们不是很关注信任问题。但是现在赚钱越来越难了,趋势是:80年代赚钱比90年代要容易,90年代要比21世纪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全球化以后,中国的企业要赚钱,越来越难。所以商界有句话:“90年代稍不留神就赚钱,现在一不小心就破产。”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我们不能因为过去30年中国社会信任度低,但是经济取得高速增长,就断定在未来50年我们仍然可以在现有社会信任水平下,继续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小康》: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重建信任?

张维迎:怎样提高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有许多方面要进行努力。首先要保护私有产权。中国人过去讲“有恒产者有恒心”,我要加一句“有恒产者才值得信任,有恒产者才会有信誉”。如果一个人不考虑未来,不太注重自己的声誉,你是不会信任他的。要真正建立一个高度信任的社会,就要建立一个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我想特别强调无形资产(如版权、商标)的保护,因为无形资产在创造价值当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而无形资产的保护又是最难的。如果保护不好的话,会反过来影响人力资源配置—聪明的人都去做生意,但是做什么生意?美国最聪明的人做软件去了,中国最聪明的人去做房地产去了。因为房地产的产权保护要比美国便宜得多。这样在中国未来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没有完善的产权制度的经济,一定是一个不讲信誉的经济。产权制度就是使人们有一个稳定的长期预期的制度。能够使你干了坏事,就一定会受到坏事后果的惩罚;如果你做了贡献,就一定能够得到回报。没有产权制度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你今天干的事,这个事的后果由谁承担,你不知道,可能由你承担,也可能不由你承担。这时候的你就会追求一种短期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目前的产权制度下,欺骗、不讲信用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第二,建立信用体系。现在国家正在进行努力,各个银行系统都在对个人的信用、资信进行调查,信息收集。因为要建立一个良好的信誉制度、市场秩序,要求一个很好的信息传输体制。为什么在现代都市里建立信誉要比乡村社会困难得多?英文有一个词叫“gossip”(闲言),“gossip”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传输机制。所以我们在现代社会里边怎么能够复制出来“gossip”这样一个机制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像美国的标准普尔、穆迪就是做这些事。媒体也非常重要。如果一个社会的媒体都在说假话,这个社会一定有大部分人都在说假话。

第三,约束政府行为。如果一个社会的老百姓对政府没有基本的信任,你就很难相信他会信赖其他的人。政府在建立社会信任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法律建设。在某些方面,中国的法律条文是最健全的,为什么恰恰在这些领域,违法违规事件又是最多的呢?因为法律制度远非法律条文,需要整个社会由上到下的强力贯彻。但是,我仍然要强调法律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政府本身不能干预法律执行。

第五,提高全民教育水平。从个体上说,一个人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能确保其更讲信用,但以社会整体论,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提升欺诈成本,从而提高社会信任。教育制度也是非常重要的。积极的教育可以促使人们更小心自己的信誉。为了你自己的利益,要遵守自己的承诺,重视自己的名声。

  政府信用与权力体制有关

《小康》:为什么许多中国企业不重视信誉?

张维迎:因为他不重视自己的生命。如何让人们重视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信誉制度是通过当事人作出一个最优选择而主动遵守承诺的制度。如果这个企业是你的,但是政府任何时候都有权利来宣布这个是违法的、那个是违法的,今天能干、明天不能干,一个私人的企业家也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他一定会追求短期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讲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个人的行为。

现在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受到好多制度上的歧视,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并不充满信心,他们并不预期自己企业做大之后,做好之后,有了信誉之后可以收回果实。所以他们和国有企业一样,也就免不了要追求短期的利益。未来中国企业能够做多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信任能不能建立起来。目前的状况是,这种信任程度非常低。我们看到好多企业家试图走出家族管理的困境引入职业经理人,但有些地方弄得非常的糟糕,可能职业经理人被抓起来了,或者老板被抓起来了。这个坏消息传播以后,又给很多本来想走这条路的人一个很大的打击。这样的话,就会影响中国企业规模的成长。

《小康》:政府在提高社会信用程度方面应该起到什么作用?

张维迎:现在政府好多政策的透明度非常低。透明度低的结果是什么呢?即把真正的权力交给了执行这个政策的官员。因为政策的解释权在政府部门,一个权力的最大来源可能就是合约的不完善。由于我们的政策是模糊的,是不透明的,这样使得政府的官员本身享有了好多权力,他们可以用这些权力去干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由此导致民营企业本身也不会重视信誉。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量的政府部门有任意、随意创造权力的权力。政府政策行为的不规范对市场带来的影响很大。现在来看,我们在这个方面已经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政府管得特别多,消费者、生产者都感到非常不确定,所以他们就追求短期行为,他们就坑蒙拐骗,政府马上说这么多坑蒙拐骗一定要进行管理,所以政府管得越多坑蒙拐骗就越多,坑蒙拐骗越多政府就管得越多。如果把政府管制本身当做建立市场秩序的一种灵丹妙药,我们只能面临越来越多的欺骗行为。

不要给政府太多的权力,同时也不要政府负担太多的责任。建立信用还要求尽量减少政府部门的交易行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买东西的和卖东西的合谋起来。所以说,如果政府部门作为一个重要的消费者、购买者,在这个事实下的秩序也就很难建立。

《小康》:近年来,政府信用一直是个热门话题。您怎么看目前政府信用的现状?

张维迎:政府当然也要讲信誉。但是,政府是不是讲信誉,与政府的权力体制很有关系。比如,地方行政长官调动频繁,那他就不会讲信誉,或者讲信誉的积极性就不会那么大。如果地方官员待在一个地方,他的命运跟地方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他就会比较讲信誉。有许多这样的情况,外来的投资者没来之前,地方官员曾许诺很多优惠条件,可是一旦进来之后,就关起门来打狗。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只管他任期内的事,我把钱花完了,以后没人来是后任的事。下一届别人当市长、书记,投资者不来不关我的事。

在国外,在任时讲信誉的一个约束还在于,如果你是一个好总统,你到大学等场所讲演的机会就会很多,讲课费也会更高。但如果你总统当得很糟糕,那你退休之后再赚钱的机会就少多了。另外一个例子,像四大国有银行的行长是可以随便调动的,这时候行长们就很难考虑信誉问题。我花很大的努力为银行建立起信誉,但是过几天把我调到另一个银行,我创造的信誉反而给了我的竞争对手,何苦呢?因此政府必须通过法律、通过制度规则来限制自己的行为。政府的人事制度,包括领导的任期、选人方式都会影响到政府信誉的建立。在西方,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政党内部的制衡以及政府内部的人事制度、任期,都对政府产生制约作用,迫使政府不得不讲信誉。

为什么现在管制越来越多,欺骗也越来越多?要使得建立信誉变成每一个人的最优选择,不是靠几个口号就能解决的,一定要实实在在在制度上、在体制上、在政策上有大的动作。我在国外待了好多年,没有看到英国的哪一个商店橱窗上贴着信誉第一、客户第一;但是在中国到处贴的都是信誉第一、客户第一。我们知道,所有极力标榜信誉的企业通常也是最不讲信誉的企业,所以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重建信任 价值迷失和制度缺失是导致短期行为频繁发生,重建社会信任面临艰难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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