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立法须把握三个关键

对于信用降级、信用受损的单位和个人，要有申诉机制，也要给其改过自新的机会。

上海将成为国内第一个为信用立法的省份。11月14日，记者从开幕的2016上海“诚信活动周”上获得这一信息。有关负责人透露，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已于10月11日将信用立法从预备项目转为市人大年度正式立法项目，预计将于今年12月提交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上海信用立法有望在2017年上半年完成（11月15日新华网）。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这是大家认可并常说的一句话。但在现实中，不守信用现象却很突出，典型例子如“老赖”。而要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离不开立法和技术支持，其中立法是基础。然而，信用立法却很滞后。2013年贵州省政府出台过《贵州省企业信用征集和使用管理办法》，但局限于企业信用。而上海人大为信用立法，更值得期待。

应该说，上海人大进行立法，无论是从立法权威性、专业性来说，还是从法规适用范围来说，会比贵州省上述信用办法更有示范价值。一旦上海信用法规出台，相信不少地方会借鉴、效仿，因为建设信用社会早已成为一种共识，但由于之前国内缺乏真正引领者，所以很多地方缺乏相关立法经验。上海为信用立法，就会为其他地方提供立法经验。

不过，上海立法者也没有为信用立法的经验。怎么办？一种办法是借鉴国外信用立法经验，比如美国早就有《诚实信贷法》《公平信用报告法》《信用控制法》等。另一种办法是以问题为导向，围绕各种失信问题进行立法。但不管怎么做，笔者认为，关键在于把握好三个关键，只要在这些框架内进行立法，应该说不会跑偏。

首先，征信主体和征信对象须明确。即谁有权征信和管理信用系统需要在法律中明确，否则会乱套，比如，如果随便一个部门或者机构都可以征信，那么不仅容易造成征信权滥用，而且个人信息也缺乏保护。从相关资料看，信用体系主要包括三种，即政府信用体系、企业信用体系以及个人信用体系。每一种信用体系应该由相应的部门或机构来承担责任。

征信对象应该覆盖所有人群或机构，包括政府部门。问题是，谁来负责政府部门信用征集和管理？如果政府部门自我管理信用系统，显然是不公正不可靠的，似乎只能由独立的社会机构或者地方人大来负责政府信用管理，而且，政府信用管理应该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对于企业和个人信用管理，除了要明确征管部门，还要明确监督部门。

其次，信用与什么挂钩须明确。近些年，一些地方把个人信用与按时缴纳电话费水电费、闯红灯等挂钩，引发很多争议，不少人认为信用挂钩的范围过大过滥。那么，企业、个人、政府的信用该与哪些事项或者行为挂钩呢？这个问题需要深入讨论，既不能过度也不能有疏漏，即该与信用挂钩的必须挂钩，不该挂钩的绝不能挂钩。

再者，奖惩措施须合理公正。信用立法的初衷是让每个社会成员都守信，如果对失信没有相匹配的惩戒措施，那么信用法规就如同废纸。但如果惩戒措施过严，或者说失信行为与惩戒力度不相符，那也会带来“副作用”。尤其是，对于信用降级、信用受损的单位和个人，要有申诉机制，也要给其改过自新的机会，即让失信者永不翻身也不符合立法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