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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的伦敦裁缝圈里，流传着一份贵族们的“信用档案”——哪些贵族做了衣服不给钱，哪些付款不干脆，裁缝们都可以据此来判断自己做生意的风险。
这种最早的“征信”，如今已经演变成为不少国家金融和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在美国，消费者到商店买东西，如果申请某公司的信用卡就可以便宜，填了一些个人信息后，信用卡公司立马可以通过征信局、FICO的数据，在线判断该消费者的信用记录，做出发放信用卡的决策。
但在中国，要实现这样的场景或许还有一段路要走。
“我们是从0开始，平地建大厦。美国有三大征信局，还有FICO专门做评分。前者像是开店的，有各种数据作为素材；后者像是厨师，分析处理各种数据——它们分工非常明确。但在中国还是征信元年，我们没有太多分工，将面临很多问题。”童邗川说。
Ex-pe-r-i-an资深产品总监CarmenHearn认为，传统贷款数据需要按照政府的要求来搜集，所有数据的采集对它们来说都是非常漫长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对于中国来说，一切还刚开始。
不少人认为，传统方式之下，数据积累过程较慢，依托大数据征信或许是一个解决之道，但数据的开放和共享却是一个难题。
对于企业征信来说，问题甚至更复杂。
在中国最困难的是，所有金融机构都希望用最小的输入获得最大的输出。比如，小微企业就希望只给出一个工商注册号、企业全称，你就能告诉我其他情况。个人也希望只用一个名字或者身份证号码，最多还有电话、银行卡号，就能快速做出评估，但实际上这很难。所有信息都是快变量：银行流水、税务等数据变化非常多。
“我可能是中国征信公司里面，目前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被人打过的个人征信部总经理。”曾就职于某征信公司的路旭东坦言，在提供个人征信服务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一定会发生数据错误的问题，而异议的处理就是征信机构的另一个坎。
有人找中介买房子，看中后要付定金、去银行贷款。中介为了撮合交易，告诉买家贷款一定没问题。银行流程走到四五天的时候，打电话给买家，说贷款被驳回了。买家就急得跳墙了，因为房子还有三天就要交割，眼看着十万块定金就要被吞掉了，就冲到银行去。实际情况是，银行查到他的信用报告里，有一笔贷款的好几个账款都是晚还款，有些甚至过了90天才还。
这时候这人才知道有信用报告这回事。银行对他说，你如果能改报告，我就给你贷款。于是他就来找征信机构了。
比如，银行如果要实施房贷从紧的方法，征信机构也会受到相应影响。
“比如，去年本来信用报告里，如果个人出现一个90天以上的拖欠，或者60天拖欠两次，30天拖欠5次，是可以放款的。但如果今年从紧的话，出现一个90天以上的就不能，或者出现60天1次，30天超过3次就不能放。”路旭东表示，如果依然按照以前的方法做征信，个人征信异议处理的接收量就会大幅上升，一个客服代表过去在线接20个人，现在可能现场就要接待好几十人。
如果参照美国的信用管理法律制度，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直接的信用管理法律规定，包括公平信用报告法、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平等信用机会法、银行平等竞争法、房屋抵押公开法、信用修复机构法等17部；第二层次是直接保护个人隐私的法律；第三层次是规范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为征信机构收集政府公开信息提供法律依据。
去年1月，央行下发了《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要求8家机构做好个人征信业务的准备工作，准备期6个月。
如果把目光聚焦在个人征信健康发展上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数据安全，一个是个人信用权益的保护。征信机构做了哪些准备？从公开报道的信息情况来看，关于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报道不多。而从监管层来看，2013年征信业管理条例出台后，央行陆续出台征信机构管理办法、征信机构信息安全规范、征信机构监管指引以及即将要出台的征信机构业务管理办法。
从聚焦牌照转移到业务健康规范发展上，征信机构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来源：香港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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